广州东山传奇洋房:浓缩华侨置业百年时光



       历史风云见证地 名校名师会聚区

  传奇东山洋房 浓缩百年时光

  广州有一句民谚,“有钱有势住东山”。百年之前仍是荒郊的东山一带,在20世纪初短短30多年间,成为华侨商贾、达官贵人结庐营宅的目的地。如今,红砖白墙,绿叶映翠,洋房小院,闹中取静,对文艺青年来说,这里是他们最喜爱的拍照打卡地;对本地人来说,这是历史风云的见证地、名校名师的会聚区。

  文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方晴、沈亦霖、申卉 通讯员周小莉

  图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邱伟荣(除署名外)

  策划、统筹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嵇沈玲

  有段古

  华侨置业首选龟岗

  东山原来是广州城大东门外的一片郊野,距城约三公里。在清朝,东山除了一座东山寺和真武庙(俗称东山庙)外,只有山岗、河流、坟场、竹园、果林、稻田和鱼塘,间有疏疏落落的竹林茅舍。生活在这里的是山河村、寺右乡(又称寺贝底乡)的农民,人烟稀少。

  1903年,基督教美国南方浸信会在东山购地,建设培道女学堂(今天广州市第七中学前身)和两广浸信会神道学堂。在辛亥革命鼓舞下,华侨的爱国热情被激发,一些人开始回国投资。由于东山生活设施完备,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,所以选择了东山。

  民间文保组织“古粤秀色”创办者杨华辉告诉记者,他从3岁起在新河浦一带居住,“小时候不觉得这里的洋房有什么特别,长大后才懂得它们的珍贵。”作为五羊小学的老师,他会带学生走访东山洋房,介绍它们的历史,讲述建筑者的故事。

  《东山文史》记载,华侨在东山的置业投资始于1915年。1915年,美洲归侨黄葵石等人组织大业堂,集资向政府买得龟岗一带的18亩多荒地,将其平整后,划分为龟岗一、二、三、四马路,以每亩12000元的公开标价分段卖出和建房屋出售,带旺了这一地段的房地产开发。大业堂后,美国华侨杨远荣、杨廷霭两兄弟掘平了龟岗附近的江岭小丘,修筑了江岭东西街。不过那个时候,东山的建筑物还不超过一百栋,零星地散落在各个山岗上。

  东山洋楼成“学区房”

  杨华辉说:“1918年,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北美华侨纷纷回国探亲,同时带来了充足的资金。同年,广州开始市政改革,拆卸城墙、修筑马路,房地产热开始兴起,华侨在东山的置业也进入发展期。”近代广州名人住宅,例如东山最大的花园式洋房、梅彩遒所建的“彩园”,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琴石的“简园”和美国华侨马灼文的“逵园”都在这一时期兴建。

  为什么归侨侨眷独独青睐东山?除了离市中心不远,地方广阔,地价便宜,且有着郊野天然的清幽宁静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便是早在百年以前,东山一带就已经是“学区”了。

      其中最著名的学校莫过于培正。廖德山等人曾建议学校兼教自然科学,但遭到拒绝。1889年,廖德山等人筹资67元,创办了“培正书塾”。最初校址在秉政街一间民房处,后来迁进珠光里。1907年,培正收到来自西印度、美国等国华侨捐款四千元,便到东山购买了烟墩岗以南的一块二十余亩的荒地作为新校址。

  那时除培正外,还有培道女子学校、神道学校等机构,因此成为华侨眼中的“学区”。在快速发展阶段,培正校舍因为学生人数激增不敷使用。1919年,校长黄启明赴海外募捐,历经三年,募得华侨捐款30万元。可以说,是华侨的捐款让培正进入鼎盛期。

  1936年,培正中、小学有学生3800多人,教职员工230人,以其良好的师资、严格的管理、良好的教学质量而蜚声海内外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传着“北有南开,南有培正”的佳话,吸引了很多华侨把远在国外或侨乡的子弟送进该校就读。

  子女既然在培正读书,学生家长也自然想把家安置在培正附近,照顾儿女读书。所以越来越多归侨、侨眷从国外回来或从侨乡迁出,搬到东山安居。

  发展历程

  近百年前房地产商 建下公寓屹立至今

  投资机构大规模介入东山发展始于嘉南堂和南华公司。1921年,嘉南堂投资30多万元,使用了从城墙拆下来的红砖,在今天东山庙前直街53-55号、庙前西街1-15号(单号)、龟岗五马路2-20号(双号)修建了两组背靠背建筑,临街作商铺,楼上作住宅或办公室,1922年刚刚落成,就被出租一空。

      现在从东山百货大楼往南行,看到的临街这排洋楼,就是嘉南堂所建的。一楼是连锁寿司店,远远就能看见红底白字的招牌,楼上是一家儿童托管和辅导机构。一条冷巷之隔,就是庙前西街1-15号,巷内有楼梯通往二楼。临街商铺主要是服装店,如果抬头细看,会发现这条街建筑外立面依次为奶黄色、灰绿色、灰粉色、米白色,雅致素淡。简约的罗马柱、西式山花和灰塑,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历史痕迹。

  民间文保团体研究发现,从建成年代来说,大业堂建在龟岗一马路至四马路所建的集合式公寓更早,但公寓只追求容积率,忽视了通风采光。东山嘉南堂汲取了大业堂的教训,在楼与楼间留出冷巷,方便房间开窗。

  在1918年到1927年十年间,恤孤院路、烟墩路、庙前直街一带从一块块菜地禾田,变为欧美建筑风格楼宇伫立的新式住宅区。当时,东山有经济实力和威望的归侨组织了不少小地产公司,在东山买地、修整,修筑道路和下水道后就地卖出。那时东山地价上涨很快,现在东山少年宫的所在地,1920年一井(约合9.29平方米)约合70元,不到10年就上升到120元,上涨了71%。

  “花园城市”蓝图成真 规定3/5须为花园

  “1927年到1937年,广东经济突飞猛进,一系列鼓励和保障华侨的投资政策与法令出台,华侨纷纷回国投资。”杨华辉介绍,1927年到1937年间,华侨在东山投资置业进入高潮期。现在的合群路、美华路、达道路、梅花村、农林上路,是他们兴建别墅公馆的主要地点。

      1921年,第一任广州市市长孙科在父亲孙中山“花园都市”理念的影响下,提出了拓展广州东郊为新式住宅区的设想。这一设想被具体规划为“模范住宅区”,选址在马棚岗、竹丝岗及其毗连东沙马路、百子路一带。1928年,模范住宅区的章程公布实施,规定“住宅地段须以该地五分之二为建筑物,五分之三为花园”,还规划了礼堂、图书馆、儿童游戏场、小学、市场、消防分所、警察分所等公共配套设施。

  1929年,在模范住宅区的基础上,松岗住宅区开始建设,同时规划了花园绿地、学校、警署等公共设施。与竹丝岗模范住宅区及龟岗、新河浦一带的华侨住宅不同,松岗住宅区主要为官僚居住。1932年5月9日,松岗住宅区更名为梅花村。这段红红火火的城市发展史,到1937年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戛然而止。

  专家建议

  保持居住功能 活化而不失历史风貌

  现在东山洋楼群已从商贾官宦之家,变为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历史文化街区。咖啡厅、私房菜、民宿等商业形态的进驻,使得东山洋房成为广州老建筑活化率最高的地区。据“古粤秀色”去年研究,东山片区约有六成侨房的原居民搬走,变为商用或办公用房。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汤国华担忧,商业化的发展趋势会让这里失去原来的风貌。

  “在城市空间的构建中,体量能产生非常重要的效应。马路太宽、楼宇太高,会产生畏感效应。体量太小,又会像‘小人国’。跟人的尺度差不多,才会产生实感效应。比如,在马路这边,能看到马路对面的人的表情,听到对面说话的声音,楼房不高于3层,在这种环境下,人是舒适的。”汤国华表示,东山洋楼一带恰恰符合了人的尺度,因此漫步其中,有闲庭信步之感。

  从历史意义上说,这个区域反映了民国期间广州走向现代化的起点。“东山洋房不是完全西化,而是既向西方学习建筑技巧,又保留中国传统的琉璃瓦、凉亭等。可以说是建筑发展的‘活历史’。”

  汤国华表示,如果政府没有出台具体修缮指引,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理解活化东山洋楼,如扩大窗户、打造玻璃幕墙等,可能会让这个街区失去历史风貌。

  他希望,东山洋房能尽量保持居住的功能。虽然东山洋房不是广州最早出现的具有西式风格的建筑群,但它的特点是专为居住而设计。如果大量商业进驻,就失去了东山洋房作为民居的市井生气。

  街坊记忆

  六十载慎园岁月见证东山洋房变迁

  现在伫立在培正中学正门对面的“慎园”建于1933年。慎园是我国著名企业家曹冠英所建的公馆,建筑和围墙的外立面皆是奶黄色的水泥粗砂批荡。曹冠英的儿子曹国裕从3岁起在此居住,除了战争逃难、在外求学工作的17年,慎园始终是他的家。近日,85岁的曹国裕向记者讲述了他与慎园的故事。

      曹国裕出生于1933年,当时慎园刚动工,三年后,房子才建好。“当时父亲特意邀请了曾留学美国的建筑师雷佑康设计这座房子,建房材料都是从中国香港买的。如玻璃是进口的‘波浪片’,又叫‘菠萝片’,上面有不规则的波纹,既保护隐私又有装饰作用;大门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柚木;地上铺的阶砖不是25厘米长宽的大阶砖,而是用6~7厘米长宽的小阶砖一块一块细心铺设而成,花了三倍工钱。”

  曹冠英是宁波人,世代经商,家境宽裕。他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做学徒,不久就与有钱人家的同学合做香烟生意,曹冠英来广州负责华南地区的香烟销售。慎园落成后,曹国裕在这里度过了两年愉快的童年时光。“父亲保留了部分果树,有苹果、龙眼、黄皮、沙榄、杨桃等。我还记得,当时有一个女工负责照顾孩子生活起居,还有一个男工是花农。到了果树结果的季节,他会用竹竿把杨桃、沙榄打下来给我吃。”

 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曹冠英把家人安顿在广西梧州,自己则取道中国香港到越南河内等地继续经营香烟生意。抗日战争结束后,广州满目疮痍,慎园也不例外,经过两年的修葺,1947年,曹冠英一家才重新搬回慎园。

  现在,曹国裕一家仍生活在慎园里。果园里种了超过14种果树,基本都由曹国裕打理。杨桃树上结了满满的果子,他细心地用胶袋一个个装好,以免被虫叮咬。

  院墙之外,物换星移几度春秋;院墙之内,仿佛定格在大半世纪前的旧时光。

  参考文献:《广州东山洋楼考》彭长歆著;《广州文史资料》;《东山文史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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